提出的“人性复归”观点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的，它从更高的理论高度为流行音乐的存在找到了合理性。但遗憾的是，文章没有能够深入地对“人性升华”以及怎样避免“人性的异化”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其实，从以上所述史实中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当时理论界对流行音乐问题是投入了较大关注的。会议的举办、规模的盛大、关注问题的全面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虽然这不能决定一定会产生多少有价值、有分量的流行音乐研究成果，但是，起码这种关注的热情是有的。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若能及时因势利导将这种“热情”转变为成果，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的话，相信流行音乐的发展会加快进度的。
    和以上会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笔者于2004年3月参加了由南京艺术学院爱乐学院举办的“2004年流行音乐专家论坛”会议。先抛开会议议题、讨论深刻程度不说，除了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外，只有北京广播学院的曾遂今教授、著名音乐人黄荟、陈小奇以及华纳唱片公司总经理许晓峰到会，居其宏研究员虽然也到会并发言，但是其时他已经是以南京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身份出席了。笔者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唯一一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发言，也正是由于这个“唯一”的身份，主办者免去了笔者的住宿费用。这和以往举办各种大规模的会议相比，反差过于大了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流行音乐问题，理论的“缺席”与失语状况越来越严重。
   因此，回顾1986年至188年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环境，方方面面都是基本协调、有利于流行音乐发展的。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出现第一个发展高潮的重要原因。回顾与反思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必定会为今后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